彼時是抗戰生於民間起兵的氣運【bet36在线备用】,下边便讓笔者從這兩條線索談一談作者對於汪精衞其人及其詩詞的認識

重版汪精衞《雙照樓詩詞藁》序

笔者不搶官做,但自个儿喜愛官人的貴氣。中國民間有幾椿貴氣事兒,新郎新妇是貴人,新女婿到丈人家,外甥到娘舅家,皆是貴賓,做官在人前的貴氣亦是像這樣的居於其位,而非權力或架子,做新郎新妇是尚未習慣的,做官亦寧是不熟練的好。作者一向不行過官勢,而且於官場不慣。在香岛有個相識是商家,家裡要娶婦,不过房客不肯遷讓,來問小编想艺术,作者覺此事只可好好的合计,由本身出面寫信與那房客,焉知那房客不信,說做這樣大官的人豈有這樣客氣,一定是字母冒充。乃至作者鬥菲律宾人,鬥周佛海李士群,鬥汪先生,亦不是憑藉權力。再說作者的外行。在香岛時江太太給笔者的機密費,我都不知就是津貼,卻以為供给用於公事,就以之發動外圍政治團體,按月向江内人如實報銷,焉知汪内人連看亦不看。及後到了香江,小编想這種外圍工作不用本人管了,幾次三番拒絕接受,纔把這機密費來停了。壹遍有個蘇州縣政党的祕書來見,應對之間那樣的規矩恭敬,小编巴不得他就走,他送笔者一軸明人的畫,小编連这畫亦不喜。笔者恐惧人家對笔者卑躬屈節,但是小编亦很少與人稱兄道弟,卻多是帶姓稱人先生。1回汪内人與小编說、「你只當汪先生是您的长兄,當小编是你的大嫂,依年齡小编做你的姊姊也做得過。」我聽了也不接下聯。小编在汪先生夫婦前原如子弟般端正聽話,但仍願他們待笔者如賓。汪先生對周佛海他們是帶名稱先生,對公館派的人則只稱名,惟對小编稱蘭成先生。還都後周佛海林柏生他們都官比自身大,惟因起头一段地位差不离,所以仍是平面相交人。但這還是因為作者的个性,不但是因為歷史關係。小编也許像孫悟空,那孫悟空初到天上為弼馬溫,問是幾品官,人答無品,他道「無品想是貴極了」,小编想著不禁好笑起來。後來他為齊天天津大学学聖,亦不知到底是玉皇大天尊所封,抑是他协调所封,作者卻愛他的在穹幕遨遊無事。笔者與同僚少搭訕,次長軍長級以下的官作者連不識得幾個,與印尼人自己更一個亦不來往,有點眼睛裡看得東吳無人。笔者在马斯喀特有官邸,但常住香岛,侄香港东正教女青年会芸已與阿啟從胡村出來,东京家裡即由她當家。圣何塞惟一個月底去一二回。作者很少到宣傳部,因全数有林柏生在辦。小编每去维尔纽斯只是見見汪先生。小编兼任汪先生的機密祕書凡四年,卻沒有到過祕書室。汪先生有事叫本人去,總在客廳裡見。笔者不但於官場是素人,於政治亦是素人。笔者與同僚不但少作酒食冗談,且亦沒有事须要鄭重商談。作者對秘聞無興趣,不去留意甚麼內幕。小编出入汪公館,沒有叁次洩漏祕密,因為根本沒有祕密。官場的起居往往被看做政治化,在汪公館作者卻見國家大事亦只是惯常,所以好。作者去汪公館,有時即在那裡喫飯。平日是午飯分兩桌,汪先生夫婦與兒子女兒媳婦,及褚民誼,陳春圃,林柏生夫婦,陳國棋陳國強兄弟等,小编來亦一道。汪先生上座,右手汪爱妻,媳婦傍婆坐,餘人均隨意就坐。菜是六肴一湯,飯後有瓜果,要算得簡單,只因為汪先生,遂覺有似主公的供饌撤饌,能够寫入雅樂。汪先生來到,諸人亦不是畏懼,而只是本来端正起來。喫飯亦是一相,汪先生胃口最佳,且總是開開心心的,看她談笑飲食,真像生龍活虎。夜飯比年飯熱鬧,有時曾醒方君璧亦來,還有褚民誼妻子,便改為大圓桌,團團坐在一起,菜亦增為十道。曾家方家褚家都是汪先生的親戚,曾醒是黃花崗烈士方聲侗之妻,曾仲鳴之姊,與方君璧是姑嫂,大家都叫他曾三姨,當年孫阿雷格里港先生在時亦敬她是同志姊妹,方君璧則從小在法國的時候多,繪畫盛名。曾醒原來倒是個有膽識的,方君璧人很老實,她那真相倒也是一種活潑,但自笔者在汪公館見她們像舊式名門婦女的不多說話。汪先生對她們很客氣。就中惟林柏生爱妻等於女官,她在汪老婆眼前仿佛女兒,汪先生亦拿他當個小學生,她有點像紅樓夢裡的鳳姐,卻美丽現前,使人感覺是在廣州7月裡。汪主席公館亦就如尋常百姓家,惟何時都类似在過節日的有喜氣貴氣,原來汪先生的憂國憂民,日理萬機,夜裡還批文件到更深,亦只如人民人家在美好的小时承當大事。公館裡的人無雜言,不胡亂行走,客廳裡與房間裡沒有甚麼陳設,自然簡靜,氣象壯闊。小编只有幾回穿房過戶,都以汪爱妻叫笔者。樓上只汪妻子帶笔者上去過一遍。見有一個房間是汪先生夜裡批文件的,亦在那裡寫字做詩,像個書房,一般無特別處,但每經過,使人憬然作念。汪先生要算得待作者好。從來王者興於民間,跟她打江山的一代新人皆是政治素人,汪先生是一個極練達的行政人才,卻一直持有政治素人的氣概,所以作者这樣的外行話他也能聽。陳公博周佛海他們於公餘之暇寧可胡調,不談政治,因為他們的政治沒有性格,所以要以嗜好來調劑。汪先生只是沒有這樣的共用之分,雖晏息之時,談政治說國事亦無不宜,因為這裡自然有著性子。有言「政事小说」,政事是足以好到便是作品。而且汪先生這個人又最清,私生活亦別無嗜好。笔者是如同民間人,所以敢平視东瀛軍,亦平視重慶张掖,亦平視伯明翰政党,而汪先生亦到底不可能把自家收伏。汪先生把和平不僅看作外策,而作为革命的課題,說「和平反对共产党的建设國」,這實在是他的廣大。當初自滿洲事變以來,汪先生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他說、「和平未到絕望關頭,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到了這關頭,他便建议焦土抗戰。國軍自东京卢布尔雅那武漢敗退到重慶而止,汪先生當即有了自信,知东瀛不能够克制中國,即改焦土抗戰為抗戰建國。此與後來她說的和平反对共产党的建设國,东瀛欲戰則與之戰,日本求和則與之和,前後原是一貫。而使我動心的是汪先生說的建國。他终归是孫先生的學生,何時都不忘記「革命尚未成功」。就是她的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與組織政党,作者雖稍嫌其是烏合之眾,但亦珍重汪先生的建立,驅市人以成朝廷,如韓信的施用爛兵兵爛卒卒亦能够是壮美之陣。他像孫先生的動不動開府,自稱本大元帥,本大總統,比起滿洲國政坛及維新臨時兩当局的奉旨組織,汪政坛到底是從民間興起的,多少有著革命的氣概。但本身總心有不滿,嫌只嫌同僚們對日本魄力不夠。艷電裡原說「日本亦不可能滅亡中國」,汪先生雖承認中國已敗戰了,但程度還遠不至於被克服,故可以和平,縱或有所讓步,但非城下之盟,遠不至於國體的屈伏。且此有限度的敗戰,还是可以曉以道義及遠大之計,或然恐怕使日本不以戰勝者自處,中國不以戰敗者自處,而成功雙方資格完全對等的和約。然则周佛海梅思平並不體會汪先生的趣味,他們看得中國敗戰的水平已瀕於被克制。汪先生沒有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於东瀛,他只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於共產黨,但周佛海梅思平他們則以為东瀛有滅亡中國的能力。笔者對周佛海梅思平他們相当慢正是在此。和平運動初起時笔者對於議和的雙方資格問題,與汪先生的想法截然一樣,但到北京之後,接觸了东瀛軍與东瀛的所謂國策,笔者起了反感,變得宠信中國常有未敗戰,連有限度的敗戰都不是,第三次是對阿蒙森海軍報導部長,小编就那样抗辯。笔者這對於雙方形勢的新判斷,未必是根據何種標尺,而寧是因為與中國民間樣敢於平視強權。昔人說、「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作者是身在東吳而看得東吳無人,連那东瀛軍在內。和平運動原該是革命的。但這革命又是怎樣的革法呢?說抗戰建國或和平反对共产党建國,不過是政策該與革命結合,卻未曾說明了革命,又汪先生的做事,乃至我的敢於平視东瀛軍,亦平視卢布尔雅那政坛,平視重慶政党,雖多少有著革命的氣概,但除了氣概還有本體,這革命的本體又是甚麼呢?小编卻簡直茫然。我原先相信無產階級的社会风气革命,前此在Hong Kong,作者還拿汪内人給小编的機密費幫助托洛茨基派,言明無條件,連接受個人友誼的贈與若亦躊躕,那麼你們只當是中途拾來的好了。是壹位姓王的推卻不過,兩次纔接受了約五百元港幣,但她報告上去,上級仍命他如數都退還給我了。托洛茨基派的貞介小编迄今猶敬,而本身不加入做共產黨員,彼時是謙卑,量量自个儿十分小會服從紀律,怕一旦弄到對不起這樣高尚偉大的黨。說實話作者是不慣將身許人,幼年要作者叫俞家義父義母就千難萬難,其後亦不肯在郵局定終身,現在雖做了國民黨主题委員,笔者亦自个儿看看不像個黨員。作者原來於知求其必至,於事求其必達,還比客人認真,如自个儿看錯了七七事變,以為它不會擴大的,及後竟擴大了,小编有一年半載切切在心,非到找出了當初觀察錯誤之故,不肯罷休。又如本人在汪政坛,終也沒有過一刻兒玩忽,卻是不时思前想後,旁人未憂作者先憂。雖然如此,笔者的人性卻又是對於理論乃至於天下事的成敗有一種灑然。而且彼時本身一边仍爱戴托洛茨基派,一面卻在格拉斯哥从事政务,於自个儿的沉思的衝突彷彿是對之不求甚解,好像陶淵明的讀書。彼時本人本人也說不知晓,單是漸漸覺得無產階級革命好像不對,小编雖一直不喜史大林派,而且現在笔者是跟汪先生在做和平運動,但毛澤東宣佈放棄階級鬥爭,單是像民兵一樣的抗戰,仿佛比托洛茨基派更有无聊的好。而那般自小编乃更茫然了。是和平對抑是抗戰對,這樣的問題作者倒還不甚措意,笔者所弄不清楚的是和平或抗戰的中坚,即革命的問題。在那一段期間,笔者把學得來的東西都丟開,回到了猥琐人們的各式各樣的想法,糊塗也罷,幼稚也罷。三次作者冒冒昧昧的問汪先生、「和平建國豈不就好,為甚麼要添加反对共产党?张掖今已宣佈放棄階級鬥爭,笔者們就好像不值得強調反共了?」笔者亦不過是這樣的問問,其實並沒有卓見,不料汪先生立时臉上變色,斷然道、「共產黨無論做甚麼,都是決不可靠的!現在小编們與重慶爭中華民國的命運於一線,即在於反对共产党或被共產黨所选用!」但作者聽了仍將信將疑,多半不以為然。笔者又1遍向汪先生說、「和平運動要以東南沿新民市的部族產業資本家為基層,如此來組織可好?」我這話實在可笑,簡直不像是笔者說的,那是北伐國民黨裡的新派以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的想法,笔者說時連自个儿亦不相信,汪先生聽了當然不納。方今回看起來,汪先生總要算得待我好,作者雖說錯了話,他亦不使笔者難堪。還有三遍是本人與周佛海說起,我道、「小编們最近實際唯有和平政坛而無和平運動,笔者們應當發動民眾團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會商會公廠聯合會等,使和平運動革命化。」周佛海卻道、「革命又怎樣革法?作者說實話,民眾團體又有甚麼用!」佛海是共產黨過來人,凡從共產黨脫退的,提起革命與民眾團體就反胃。他的話作者當然也不钦佩。可是民間這些年來把革命這個字聽厭了,笔者便亦厭見林柏生的作品裡加進革命的話,他無非是迎合汪先生罷了。这麼中華民國的时代大事到底將是怎樣的吧?作者是後來從離開了汪先生之後在武漢,又後來汪政坛覆滅後笔者逃亡在溫州,纔弄明白了是民間起兵,而結果是全体公民解放軍來做了我的相知與佐證,作者雖也称心快意,不过著實咨嗟。小编因而竟能弄得驾驭,倒是多靠开首那一段的糊塗,那幼稚可笑至少有從理論解脫的可愛。彼時是抗戰生於民間起兵的氣運,而和平運動則无法,故汪政党的职员氣不揚。但和平運動亦不是沒有做法來結合民間起兵的氣運的,而後來的共產黨禍亂亦不是命裡註定的,可惆悵的只是彼時本身亦見比不上此,无法啟發汪先生,以至於有今天的生民塗炭,那一段情由,仍是歐陽修說的、「雖曰天命,抑亦豈非人事哉?」詞裡有「曉陰無賴似窮秋」,其實卻是青春,中華民國當年汪政坛的一段,乃至明天共產黨的政權的事,亦皆像這樣。連作者的吊兒郎當,亦是這種無賴。三個政党皆於笔者有合有不合,到底不可能勉強,而汪政党彼時,笔者是還都那年夏天起即不再作汪先生的喉舌了。昔年孫合肥先生即没有有過代言人,汪精衛胡漢民鄒容吳稚暉諸同志只是各人說他协调所要說的,沒有避忌,卻能自然不相違反,近期汪先生倒亦是這樣待作者。不过作者到底辭去了中華日報總主筆兼職,雖汪先生不准,但本人要好准了自个儿。此後自笔者尚留在Valencia政坛裡,惟因汪先生的作風尚未成一種類型,而且本人也爱护政治現前的一笑一淚。

经年累月以來顏純鈎先生都抱着一個願望,想推出一部註釋本的汪精衞詩詞集,讓一般讀者也能充份欣賞他的故事創作。在笔者們信札往復中,顏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藝術必須分別看待,笔者們不應因為不贊成汪精衞的政治,便將他的藝術也一筆抹殺了。這一觀點小编是完全同意的。

現在顏先生的夙願即將實現,但她深情拳拳堅約小编為箋釋本《雙照樓詩詞藁》寫序,參與他的創舉。感於他的熱忱,笔者一諾無辭,可是也未免有幾分躊躇,不领悟應該從何處落筆。
自我既不懂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也沒有系統地钻研過詩詞流變的歷史,因而對於汪精衞詩詞自己的剖析和評價,笔者只好敬而遠之。一再考慮之後,作者覺得也許能够從兩個互相關聯的角度來寫這篇序文:第三、笔者是一個舊詩詞的愛好者,並且很早便已為汪的创作所诱惑;第2 、小编又是一個史學工小编,對於汪精衞在东瀛制伏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權這一舉動一向有極大的探赜索隐興趣,希望找到一個理所当然的歷史解釋。因而幾十年來,凡是有關汪晚年活動的記述,特別是新出現的史料,作者大致都曾過目。上面便讓笔者從這兩條線索談一談我對於汪精衞其人及其詩詞的認識。

设若記憶不誤,作者想自个儿最早接觸到汪精衞的詩是在抗戰時期的鄉間。大約在自家十② 、三歲的時候,有人把她过去〈被逮口占〉四首五絕寫給小编讀。像許多讀者一樣,作者當下便記住了内部第二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當時小编很敬佩「革命烈士」,由此小编在自身的心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是前日回首起來,有一件事不行领会,即寫汪詩給小编的人(已不記得是誰),仿佛並沒有告訴笔者,汪已投靠了东瀛。無論如何,在窮鄉荒漠的四川潛山鄉間,汪政權的留存根本無人注意。笔者是在一九四八年再次回到大城市以後才弄领聚会场地謂「漢奸」問題的。

第三遍發現汪精衞的小说是在一九五〇年的Hong Kong。小编有时候在報刊上讀到汪的〈憶舊遊.落葉〉詞和吳稚暉反唇相譏的和什。汪詞如下: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慽慽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
(按:末句收入《掃葉集》改作「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本書註釋)

這首詞是「艷電」發表以後汪在河內寫的,將當時中國的處境和她謀和的心境拾贰分婉转地球表面達了出來,而復創造了一種極其「淒清」而又無奈的氣氛。小编讀後不但及时體會到「别人有心,予臆度之」的實感,而且對笔者的同情心也出现。小编當然記得元好問《論詩絕句》中說過的話:「心畫心聲總失真,小说寧復見為人。」可是汪精衞早年〈被逮口占〉和這首〈落葉〉詞本人所發出的使人陶醉力量使本人无法相信這是「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錢鍾書語,見《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頁一六三)

與汪詞相對照,吳稚暉「步韻」之什雖大義昭然,政治上絕對正確,但卻完全不可能激動小编。(按:吳詞也引在本書註釋中,讀者能够比觀。)姑且將「言為心聲」的問題撇開不談,僅就藝術造境而言,汪遠高於吳,到眼即辨。我當時曾本此認識寫了一篇作品,發表在新亞書院同學們創辦的壁報上。但這是六十二年在此以前的事,小编的最初的小说早已不知去向了。

後來讀到了汪氏晚年的别的詩詞,笔者更深信不疑本人早期對〈落葉〉詞的知道雖不中亦不甚遠。試讀〈舟夜.二十八年十一月〉七律: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终生未盡心。(見〈掃葉集〉)
這是他在一九三六年10月從东瀛回丹佛的船上寫的。他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东瀛,已得到日方帮衬,回國後將推行所謂「和平運動」,其實就是建立政權。但從這首詩看,他不仅沒有半點興奮的情緒,而且「神州重見百年沉」之句明明透表露亡國之音。這和周佛海及任何同陌路的反應完全两样。(見後)
總之,以自身個人的见解來看,汪的古典詩詞在他那一代人中無疑已達到了超级的品位。近人稱許黃公度寫的詩能「作者手寫笔者口」,笔者以為汪的詩詞則是「作者手寫笔者心」,其委婉曲折處頗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關於汪詩的評價,讓作者舉陳寅恪和錢鍾書兩人議論,以見一斑。陳氏〈阜昌.丁未冬作時卧病西雅图存仁醫院〉七律起句說:

阜昌国王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這是以劉豫比汪精衞,但重點放在詩上,稱許汪氏可躋於一代詩人之林。元好問選《中州集》收了劉豫的七絕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風致。錢鍾書1941年有〈題某氏集〉七律一首,專為評汪詩而作,值得全引於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1941年春天正值汪氏六十歲,陳羣(人鶴)為他刊印了《雙照樓詩詞
藁》,負責編校的是龍榆生(沐勛),世稱「澤存書庫」本(見龍沐勛一九四七年跋陳璧君手抄本《雙照樓詩詞》,收在本書「附錄」三),錢與龍時相過從(見錢氏一九四四年〈得龍忍寒建邺書〉),所讀汪集必龍氏贈本無疑。關於全詩的童趣已有人討論過了,限於篇幅,无法詳及。(參看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萬象》第伍卷第叁期,2000年十7月,頁十─十五)下边小编只想建议兩點看法:第一 、「鉅公難得此才清」其實和上引陳寅恪詩句所表達的是同樣的情趣,即中度稱賞汪的詩才;不過因為錢當時是在淪陷的香港(Hong Kong),只好用中立性的「鉅公」而已。第一 、錢詩頷頸兩聯特別點出汪詩的特征,如「寒相」、「死聲」、「憂不絕」云云,而歸結於「莫將愁苦求詩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詩詞的一個顯著特色,然而簡單地把「愁苦」看作僅僅是為了「求詩好」而特別製造出來的,則對汪精衞有欠公平。從作者所接觸到的方方面面內證、外證、旁證等來看,作者始終認為汪詩的「愁苦」主如果他內心「愁苦」的折射。為了證成這一論點,作者們必須從詩轉向內心活動,對他為甚麼不惜自毀平生與日本謀和,求得一個比較合乎情理的瞭解。

先是必須建议,汪之一意求和是创设在一個絕對性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学和技术遠落在日本之後,周详戰爭一定導致亡國的結局。因而他認為越早謀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潰敗的程度,那便唯有聽克服者的屠宰了。但這一預設並非汪精衞一个人所獨有,而表示了當時相當普遍的認識。讓我撇開複雜的政治界,從學術界中選一个人比較客觀而冷靜的史學家──陳寅恪──作為代表,以說明問題。吳宓在一九三六年四月2十一日的日記中說:

晚飯後,七─八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本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心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还能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
(《吳宓日記》东方之珠:三聯,壹玖玖陆年,第陆冊,頁一六八)
同年一月二十二15日又記:

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
(同上,頁一七四)

《雙照樓詩詞稿》書影
這是吳、陳兩人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私行議論,陳氏兩次都堅持同一觀點,可見他對此深信不疑。他于是斷定「戰則亡國」顯然是因為中國當時還沒有足以抵挡东瀛的武装力量。正如一九四三年岁末胡適在美國2次講演中所說的:

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問題很簡單: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顶尖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爭。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見《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新德里:聯經,二〇〇一年,頁二〇三)

這也是為甚麼胡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力主與东瀛专业進行和談,直到一九三八年北京「八.一三」戰事爆發之後才開始修改他的觀點。(見《日記》第柒冊,頁四七三,1936年二月二十十三十一日條)

陳寅恪的話是許两人心头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開說出來,因為當時中华民族激憤高昂,一聽見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為「漢奸」了。事實上,和或戰不過是一個中华民族在危機關頭怎么样救亡圖存的兩種分化手段,都得以出於「愛國」的動機。陳寅恪後來在淪陷的香港(Hong Kong)所表現的中华民族氣節充份說明了她主和就是為了使中國免於「全局覆沒」,然後再「徐圖恢復」。同樣的,汪精衞在抗戰初期的主和也應作如是觀。

關於汪精衞因求和而引發的內心疼苦,近日《陳克文日記》刊佈,是前所未見的第叁手史料,下边將擇引幾則,以見一斑。陳克文(一八九八──一九八九)曾參與所謂「改組派」,屬於汪系,至1937年初「艷電」發表後始與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變時他在行政治大学參事任上,與汪氏過從甚密,且極得其深信不疑。《日記》一九四零年十3月十二日條載:

九時驅車往謁汪先生。……先生狀甚憂鬱嚴肅,知為時局吃緊所擾。
(見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六),刊於《萬象》第捌二卷第柒期,二〇〇八年十5月,頁四七)

所謂「時局吃緊」指「八.一三」Hong Kong之戰已潰敗,格Russ哥也將棄守而言。汪此時通過周佛海、高宗武等與日本具有接觸,已透露別樹一幟以求和的意向。《日記》同月十六日條云:

下午八時,到陵園見汪先生,先生及太太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憂慮之色。見面後,先生提醒地圖,說明政坛遷往重慶,及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之意。問以外交形勢,先生搖頭嘆息,謂友邦雖有爱心,但作者方大門關得緊緊的,無從說起。又說,現時只望我们一心,帮助長久,這些且勿向对外宣传露。停一會又說,從前都市失守,應以身殉,始合道德的万丈觀念;今道德觀念区别,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為國盡力,言下態度至沉着堅決。見面約一小時,先生說話極少,俯頭踱步,往來不已,先生精神之难受大矣。
(《日記輯錄》(七)《萬象》第7二卷第⑧期,二〇〇九年三月,頁四七)

壹玖叁叁年版《汪精衞詩存》,被視為《雙照樓詩詞稿》前身,編者雪澄傳是其妻陳璧君
這是政坛撤離底特律前兩四天的情況,汪的「憂慮」更深,內心「难过」也更大了。日記所說「友邦好意」則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居間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參與者之一。(見《萬象》第⑦二卷第九期,頁四五─四六,三月三十7日條)但由於蔣介石不肯鬆口,所以她抱怨「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最後他以「沉着堅決」的態度強調繼續「為國盡力」,其實正是決心求和的一種暗示。因而一個月後在漢口(十10月二十八日)《陳克文日記》中有以下一段紀事:

晚飯後到商業銀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員長紀念週中之演說詞大要相告。(按:蔣在演說中強調「抗戰到底,決無妥協之唯恐」云云)先生言,此蔣先生鼓勵群眾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後與委員長討論時局之綱要見示,並云,余非敢動搖蔣先生之決心,弟(即「但」)有決心而無辦法,徒供犧牲耳。綱要若干則,最重要者認為,敵人軍事勝利後將控制小编之經濟與財政,以中國人之錢養中國之兵以殺中國之民。對今後的危機,可謂指陳痛切,惟積極之辦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臨別先生誡云,余與蔣先生所討論者,慎勿告人,余謹應曰唯。
(《日記輯錄》(八)《萬象》第10二卷第10一期,二〇一〇年十八月,頁八四)

汪氏的「綱要」首倘若為他的一方平安主張提供一種立論的根據,其絃外之音是說:中國如改「戰」為「和」,雖暫時受到委屈,卻能够阻止日本获取周详「軍事勝利」;如此則隨之而來的一連串的可怕後果便能够幸免了。很顯然的,汪是想以戰敗的嚴重後果來打動蔣介石,逼她改變政策,可是並未奏效。

這裏笔者還要提议一項主要事實,即汪精衞的主和最早是以神秘格局向蔣和國民黨領導階層提议的,並非以她個人為和談主體。一九四〇年1月30日汪覆孔祥熙(時為行政治大学長)信中說:

弟此行目标,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人函中,無待贅陳。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有所,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无法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多少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
(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Hong Kong:春秋雜誌社,1957年,第3冊,頁二〇)

這一段話完全是事實,而且除蔣之外,其余黨內領袖與汪立場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六年十1月十三十二十10日的日記說:

(高)宗武來,謂明儿早上與孔祥熙、張岳軍(羣)談,時局仍有百分之一轉機;明天清晨,再與孔及汪一談。為之稍慰。
(《周佛海日記全編》,香岛:中國文聯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上冊,頁九四)

可见孔祥熙、張羣等都以傾向於和談的。胡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有一條日記說:

夜间詠霓(按:翁文灝)來一電,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鑒於實力難久持,願乘此媾和」。
(《胡適日記》第7冊,頁六一八)

同月十二二十二日又記翁的電報云:
是答笔者的佳電(按:指十八月十二十五日電報),說汪、孔甚主和,蔣「尚未為所動」。
(同上,頁六一九)

主和派在黨內忽然抬頭,是因為4月4日廣州陷于,再過伍 、三日武漢又陷入,軍事桃月呈崩潰之勢。可是由於蔣「未為所動」,主和派最後還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心政坛完全關閉了與扶桑一向談和的大門以後,汪才決定親自出面和东瀛進行另一輪的地下谈判。《周佛海日記》壹玖叁陆年十一月三二日載:
八時起。(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高)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衞(按:即东瀛首相近衞文麿)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時始散。飯後午睡。三時起。四時復至汪公館,汪忽對過去決定一概推翻,云須商讨。余等以冷淡出之,聽其自決,不出任何意見。
(上冊,頁二〇一)

其次天(十八月二十十1三十日)周又記:
五時偕思平赴汪宅,與汪先生及内人商談。汪先生忽變態度,提出難問題甚多。余立时提議前議作罷,一切談判告一結束。汪又轉圜,謂簽字部份能够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於是決定照此覆電。經數次會談,抑(益)發現汪先生無擔當,無果斷,作事反復,且易衝動。惟茲事體大,亦難怪其费尽脑筋,前顧後盼也。
(同上,頁二〇一─二〇二)
這兩條記事是關於汪氏心境狀態的第叁手史料,極為主要。但這裏必須先對記事的背景作一簡單交代。壹玖叁陆年十4月十二和十5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別來到东京,和日方負責人影佐楨昭與今井武夫舉行秘密談判。最後在三1日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雙方擬定了計劃,一方面,近衞文麿發表關於「調整中国和东瀛邦交根本方針」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衞則公開響應,然後再一贯與日方進行談判。為了作到這一點,汪和她的追隨者便必須脫離重慶,逃至中國境外。(參看《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九九,編註
3)從上引周的兩條日記可见,梅思平從法国首都回到香岛後,马上趕到了重慶,向汪報告與日方交涉的具體結果,並商討怎么样離開國境的問題。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連兩天的集會中都表現出徹底推翻前議的意向。他也許對兩個談判文件──《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不滿意,也許感到日本不可信赖赖。無論怎样,這時(十八月二十六 、11日)離他出走河內(十7月十八日)唯有三礼拜,而仍猶豫不決如此,則內心之衝突與优伤,已可想見。

竟然在政權即將建立之際,汪仍旧內心充滿着痛楚,而未表露半點興奮的情緒。茲再舉兩個例子以為證明。其① 、馬敍倫一九四一年十六月十二日在新加坡拜訪陳陶遺,後者說出了下边包车型客车故事:
二十九年(壹玖叁捌),精衞至北京,亟欲訪笔者。我因就之談,問精衞:「是不是來唱雙簧?」精衞即泣下,作者又問:「此來作為,有把握否?」精衞亦无法肯定。(見馬敍倫《石屋續瀋.記汪精衞與張靜江書》,引在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一文中,頁三一)

陳陶遺是政治和實業界的老先生,又和汪私人间的交情很深,馬敍倫所記則是親見親聞的事,所以這條史料大概反映了汪初回东京時期的心理。

那一个:《周佛海日記》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五日記:
七時起,陪汪先生謁(莱切斯特)陵,淒雨苦風……汪先生讀遺囑,聲淚俱下,余亦泣不成聲。
(上冊,頁二六五)
這是在所謂「還都」(十1月11二十四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卻还是深陷在忧伤的情緒之中。

如上笔者從汪精衞自「八.一三」以來力主和議一直下溯到1936年她在卢布尔雅那建立政權的前夕;在這一過程中,作者特別器重他的思维狀態,就本人所能收集到的笃定證據作判斷,笔者只能得到上边這個看法:由於確實相信「戰必亡國」,因而她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與妥協為代價。他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口授的遺書中說:

對日谈判,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无法不忍痛交涉……。
(〈最後之心绪〉,收在朱子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Hong Kong:春秋雜誌社,第六冊,一九六五年,頁一五九。按:此文曾有過爭論,但自笔者反覆推究,承認其真實性,至少它至极真實地展现了汪的老年「心境」。)

他明知「與虎謀皮」,都仍堅持應「忍痛」為之,這正是他余生思维長期陷於愁苦狀態的来自所在。這裏讓笔者重引〈舟夜〉七律的後半段: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讀了上引有關汪的種種激情描述之後,小编們現在必须承認,這幾句詩把他內心最真實的感触和盤托出,而且其委婉情势也達到了藝術的惊人。笔者還要介紹他在《三十年以後作》中最後一首詞──〈朝中措〉──「重春日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磊,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按汪氏詞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二冊第2頁。「眼底風光」之「風光」兩字,原擬作「滄桑」,但「桑」字尚未寫,即改成「風光」了。其實「滄桑」更為寫實,但出自汪的筆下,未免過於難堪耳。)

此詞作於一九四二年重陽,即公曆七月2二十八日,再過兩個月他開刀取出背部子彈,發現已患脊骨瘤,次年十四月十一日便病死於东瀛伊兹密尔醫院。所以這首〈朝中措〉很只怕是她詞中絕筆。這時他出任所謂「國民政坛主席」已三 、四年,而詞中揭露出來的思维和心绪竟和亡國詩人元遺山如出一轍。可是只要細讀他的遺書〈最後之心绪〉作者們便必须承認,這首詞便是他當時「心情」的忠實寫照。一句話說到底,汪的詩詞基本上能够用「詩言志」或「言為心聲」來加以归纳,其中所呈現的「愁苦」決不恐怕是為了「求詩好」而偽裝或誇張出來的。(陳克文也認為汪最後幾年詩詞表現了旺盛上的「創痛」。見《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附錄十二〈憶陳璧君與陳春圃〉中「獨行踽踽最堪悲」一節。)

如上關於汪精衞心路歷程的反覆論證並不是為他翻案,價值判斷根本不在小编的考慮之內。作者的绝无仅有指标是通過心思事實的创建以精晓她的詩詞。現在自身要引一二反面包车型大巴例證,與汪的心情狀態作對照。周佛海主和的正老板由,從他的日記來看,與汪精衞幾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記中又記下了國民黨同仁的共識:「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周佛海日記》一九四零年五月6日條,上冊,頁七九)這也和汪精衞預言戰爭「必將使中国共产党坐大」,如出一轍。(此一問題這裏无法展開討論,但讀者可參看胡文輝關於陳寅恪〈阜昌〉詩「一局收枰勝屬誰」句的長註,《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贰零零玖年,上冊,頁二〇二─二〇四)所以笔者們大约能够斷定,在早期避戰求和的階段,周的重要動機也出於對亡國的恐懼,與汪氏似無大異同。但是到了後期在东瀛羽翼下建立政權的階段,周的個人企圖心便在不知不覺中,暴揭破來了。《周佛海日記》一九三七年无射二十五日條:

八時半起。與(梅)思平商擬各院部院長、部長人選,因擬行決定,因與思平戲言,中心政坛即於十一分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矣。
(上冊,頁二三七)

這是汪精衞、周佛海等等在青島與北平、格Russ哥兩個偽組織會商後得到日方認可,準備创设所謂「大旨政党」,由周佛海負責擬定人選。周的「戲言」其實就是忘乎所以的輕佻表現。同年1月三十二十七日,即偽「國民政府還都典禮」的第1天,周又寫道:
四時返寓,犬養(健)、伊藤(芳男)來談。一年努力竟達目标,互相甚為欣慰,大女婿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党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係余1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央,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生一世也!今後困難問題固多,僅此亦足以自豪。(《日記》上冊,頁二七三)
這一番自言自語不但把他得意扬扬的輕狂心情發揮到了極致,而且更暴表露他推動偽政權的建立重点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權力野心。(「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主旨。」)同年7月十六日的日記恰好提供了一個最生動也最有意思的例證:

劉復之看相,謂余於五年內握大權,四十九以後備位諮詢,為之心冷。迷信雖不足恃,然劉於六年前謂余必長財政,今果爾,亦奇矣。如余僅能當權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勞力耶?
(《日記》上冊,頁二八八─九)

占星先生預言他僅能「當權五年」,他大失所望,頓時心灰意懶,其權力慾之大,能够想見。然则換一個角度看,這位占星先生的靈驗也實在令人驚異。笔者推测劉復之也許已算出他四十九歲以後將有牢獄之災,不過不便明言,只可以以「備位諮詢」四字搪塞過去罷了。無論怎么着,這不失為一個很风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權」後的興高采烈和汪精衞居「高位」而依然滿懷「愁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若以羅君強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則後者又象是高不足攀了。羅是星期天手扶植起來的人,後來汪政權中曾担任偽司法部長、湖北省長、新加坡市秘書長等要職。抗戰爆發時他是行政治大学秘書。陳克文一九三七年5月十28日記載了她在漢口的一回談話如下:

軍委會秘書廳秘書羅君強亦即行政治高校秘書到四明銀行敍談。虧他發出如下的議論:他說「印度人在北平创制新組織,多般熊熊,影響必定不少。如今小编們能够隨意選擇笔者們的去處,那一處待遇好,小编們便到那一處,橫豎都是中國人的統治,又何必分彼此呢。」……這段話就像是是說笑,又宛如不是說笑,介松、彥遠聽了都很生氣。笔者最擔慮的倒不是君強個人是或不是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許三人會如此動搖起來。
(《陳克文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八二卷第9一期,頁八三)

事後笔者們當然知道,這是羅君強的由衷之言,決非「說笑」。但全部這樣想法的人在汪政權參與者之間恐怕相當普遍,代表了當時独立的所謂「漢奸」言論。作者們必須跳出羅君強以至周佛海的思索層次,然後才能開始探索汪精衞的「最後之心境」及其晚年的詩詞。這是本身深信的。

本人這樣說並不是特地抬高汪精衞,否認他的政治动向與活動後面也有個人的動機。傅梦簪在1936年7月曾分析過汪的「犯罪心思」,認為由於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嚴,以致很已经形成了一種要做「人上人」的強烈心思。他又特別提到,陳璧君恰好也是一個「人上人」慾望最強的人,由此終於走上了「漢奸」、「賣國」的征程。(見〈汪賊與倭寇──一個心境的解释〉,收在《傅斯年全集》,新德里:聯經,一九七七年,第6冊,頁二二九─二三六)傅孟真富有民族熱情,全文下語極重,見仁見智,可不深論。他關於「庶出」的思想分析是还是不是可相信,因資料太少,也只可以懸而不決。但他所提议的「人上人」心情,卻提示了一個正確的探求方向。他論陳璧君時有下边一句微妙的話:

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
(同上頁二三二)
這句話之所以微妙,是因為原来的小说(《後漢書》卷十三〈彭寵傳〉)只說「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並無「其夫之為人下」語。作者深信傅之增字解經是為了要點出汪不甘被蔣介石壓成黨內第伍位這一事實。笔者們都晓得,在抗戰前的圣Jose,蔣主軍、汪主持行政事务,大约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然则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攬軍與政,而且更進一步正式佔據了黨的最高地点。一九四零年5月二十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總裁制,以蔣為總裁,汪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他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說,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的問題,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人無不瞭然。馬敍倫說:

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凌犯後,精衞猶演江寧之一幕,為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衞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够不分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琛[sic])者,皆让人黯然;則精衞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
(《石屋續瀋》引在劉衍文前引文,頁三〇─三一)
這正是說,蔣的唯作者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相当的大的責任。
一方面,陳璧君在汪建立政權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遠比外間所傳為大。陳克文是很思念陳璧君的人(見陳方正編校《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一九三九──一九四八》,广州:中心商讨院近代史研讨所,即將出版,一九五零年九月11日條),卻也在《日記》中频仍記下了陳璧君的負面行為,而且其來源都出於與汪氏夫婦關係極深的人。(如壹玖肆叁年10月十210日條記云:「汪精衞之事敵寃死與伊﹝按:陳璧君﹞之關係最大。」)但最直白可靠的證據則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五年3月13日周專程到日本乌兰巴托醫院探访汪氏的病,記他與陳璧君的談話云:

出與汪内人談一小時。余表示行政治高校長及軍委會長,仍以代行為宜,不必代理,汪妻子就像心安。蓋其意,恐余與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笔者兩人真意,而以權利之徒目吾兩耳。
(《周佛海日記》下編,頁九〇九)

此時去汪死僅三個月,陳璧君仍大概大權旁落,在交談中逼得周佛海聲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這一定是陳璧君本人的主張,決不代表汪有此顧慮,因為汪在壹玖肆贰年一月5日赴日治療登機前的親筆手令即明言「職權交由公博、佛海代办」,他並未用「代行」字樣。(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壹冊卷首影印本)

汪精衞也有個人的動機,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比較地看。他對亡國的憂慮的確佔據着主導的成份。胡適在聽到汪的死訊時也建议了一個思维分析,但與傅梦簪的觀點有所不一致。他說:
精衞毕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
complex。他總覺得,「我生命尚不顧,你們還不可能相信笔者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别的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
(《胡適日記全集》卷八,一九四二年十四月十210日條,頁二〇〇)

「烈士」情結確實存在於汪的識田之中。不用說,這一情結蒙受國家危亡關口必然首先被激發起來而變成行動的原有力量之一,汪的主和與出走即通过開始;然後合营着别的內外因素,終於演出一幕歷史悲劇。

在小编的認識中,汪精衞在本質上應該是1人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征途,因此終生陷進了權力的社会风气。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决定了。現在自个儿決定要把他搬回詩的社会风气,所以上面引她一九二四年一封論詩的信,以為序文的終結:

適之先生:

采纳了您的信,和幾首詩,讀了幾遍,覺得極有意趣。

终究是自己沒有讀新體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是兩樣都有吗,這些疑問,還是梗在小编的心頭。
只是本人還有一個見解,笔者以為花樣是層出不窮的,新花樣出來,舊花樣照旧存在,誰也替不了誰,例如曲替不了詞,詞替不了詩,故此笔者和那絕對主張舊詩體仇視新體詩的人,即便不對,不过對於那么些絕對主張新體詩抹殺舊體詩的人,也覺得太過。
你那首看山霧詩,俺覺得極妙,笔者從前有相類的詩,隨便寫在底下給你看看。
曉 煙
槲葉深黃楓葉紅,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來別有空濛意,都在蒼煙萬頃中。
初陽二月逗輕寒,咫尺林原成遠看;
記得江南煙雨裏,阿姨鬟影落春瀾。
您只要來东京,要知會笔者一聲。
祝你的虎头虎脑
兆銘  6月二十二十四日

這封論新舊體詩的白話信收在《胡適日記》中(第④冊,頁一一五─一一六,壹玖贰伍年5月3日條),信中所引〈曉煙〉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叁首末句第二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別無異文。這封信仿佛還沒有受到注目,但它讓作者們看到在純粹詩世界中的汪精衞,這是很可珍貴的。

2012年七月二十七日於Prince頓
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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